1939年春天，中共中央设立了一个全新的部门——中央宣传部，他被任命为副部长，主要负责建立华南地区的情报系统，并统筹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的情报工作。为了执行这个任务，他不畏艰难，奔波千里，来到上海，按照组织的指示，迅速组建了上海情报站。他派遣中共成员巧妙地潜入敌方阵地，包括日本特务机关等，通过多种隐秘手段展开情报工作。
同年，他在上海情报站的指挥下，与延安建立了秘密电台，所有发往延安的电报都使用了代号“小开”。这些电台成了中共在上海、华中等地获取情报的重要途径，确保了信息的快速传递。而两年之后，他的情报网络开始显现成效，凭借着机智和巧妙的方式，他为中共带回了近百份关键情报，并成功送往延安与华中局。这些情报帮助新四军顺利躲避了日军的“扫荡”，保障了主力部队的安全和力量保存。
展开剩余87%然而，随着行动频频“扑空”，日军逐渐察觉到事有蹊跷，开始怀疑他们的“扫荡”计划被提前泄露。为了查明真相，日军派出大量特务和宪兵深入上海市区，细致搜查中共的电台。某一天，日军在巡查时发现了药铺屋顶上传来的电台信号，而这正是他一年前亲自布置的秘密电台。
就在他们发现电台信号的同时，他恰好也在药铺内忙碌。通过望远镜，他看到了日军带着天线的吉普车。他反应迅速，立刻指挥同伴将电台和天线藏入墙壁缝隙，并用报纸将其巧妙遮掩。随后，他又将一个面包烤炉摆在墙下，巧妙地掩盖了所有证据。日军进入药铺后，丝毫不怀疑他，并开始肆意搜查。面对他们的行动，他表现得异常冷静，继续站在烤面包机前，平静地与一名懂中文的日军军官交谈，开玩笑地说：“如果您喜欢法式面包，随时欢迎光临，我保证会热情招待。”说罢，他递给军官一个面包，并请他们品尝。
面包的香气迅速弥漫开来，成功吸引了日军的注意。那名军官尝了几口后，便示意手下草草搜查了一遍，最后觉得没有问题，拿着面包离开了药铺。第二天晚上，那个军官再次前来，表示想再尝尝他的面包。潘汉年再次热情招待，并趁机从军官口中打探到了一些有用的情报。最终，那个军官成了药铺的常客，而药铺也再没有被日军搜查过。
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应变能力，成功帮助中共情报部门躲避了这场危机，成为中共隐藏战线的杰出代表。潘汉年的一生，远不止一次的惊险经历，他的经历如同一个传奇。
潘汉年生于1906年冬天，出身书香世家，虽然家境并不富裕，但他的家庭传承着“农务”和“塾师”的传统，因此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。尽管潘家在当地有“破落户”的名号，但家人并未在意这一点。年轻时，潘汉年在中学期间深受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，受新文化的熏陶，对文学、戏剧和外语产生了浓厚兴趣，尤其倾心于社会底层的题材，常常扮演贫苦角色，展现了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与关怀，也使他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。
1925年，年仅19岁的潘汉年告别家乡，远赴大上海。在陈伯吹的推荐下，潘汉年获得了进入黎锦晖的《小朋友》杂志社的机会，成为了一名助理编辑，负责校对和编辑等工作。虽然这段时间他并未大红大紫，但在空闲时，他也尝试自己创作儿童文学，诸如《五姐妹》和《要买……》这两篇文章，都很受孩子们的喜爱。
《五姐妹》讲述了五个小姐妹因故意不吃祖母做的饭被关进小屋，在逃脱的过程中惹了麻烦，最终饿得无奈回家。而《要买……》则通过一个孩子的愿望，展现了童真与幽默，表达了小朋友对周围世界的纯真想象。两篇文章内容简单，语言生动，符合孩子们的兴趣，成为当时少有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。
此后，潘汉年与陈伯吹继续合作，推出了基于中国民间故事改编的童话系列，吸引了大量小读者的关注。尽管他在《小朋友》杂志的工作时间不长，但取得的成就却不容忽视。
“五卅血案”发生后，潘汉年加入了中共，离开了《小朋友》，并在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任职。1926年，他发起并创办了《A11》周刊，这是一份偏向文化的综合性杂志，一经推出便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关注。但由于资金问题和环境的压力，《A11》只能维持五期便停刊。此后，潘汉年继续创办了《幻洲》杂志，继续用犀利的笔触批判旧社会，探讨革命理论，成功吸引了鲁迅等文化界人士的关注。尽管《幻洲》也因为遭到当局查禁而短命，但它的影响力却超越了它的生命周期。
1931年，他接受上级指示，成为中共特科负责人，开始了长时间的地下工作。他在敌人的心脏地带活动，既能巧妙地掩护中共的秘密工作，又能通过社会关系与进步人士合作，派遣情报人员深入敌人腹地，收集情报并解救被捕的进步人士。
他不仅在抗争中展现了惊人的智谋与胆略，还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党派争取了重要的国际支持。无论是“西安事变”时的秘密谈判，还是其他重要的历史节点，潘汉年都以其果敢的行动和卓越的领导力，为中共的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。
1947年，潘汉年凭借非凡的才能成功为中共争取到了大量民主人士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。随着新中国的成立，潘汉年成为上海市副市长，致力于重建上海，治理社会秩序。然而，由于政治斗争，他最终被陷害入狱。1977年，病重的潘汉年在组织允许下前往长沙治疗。临行时，他拉着妻子的手，承诺一定会回来，却不幸再也没有回到她的身边。
潘汉年的妻子董慧，年轻时生活在香港的一个富裕家庭。然而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她放弃了继承家业的机会，独自前往延安，成为中共的一员。董慧与潘汉年相识并携手合作，参与情报工作。两人虽然在复杂的战乱中分隔两地，但始终未曾忘记对方。他们之间的爱情，犹如这段艰难岁月中的一道亮光，支撑着他们走过重重险阻。
潘汉年去世后，董慧深感悲痛，独自一人处理丈夫的丧事，并把他的骨灰安葬在长沙。她的健康状况也因此迅速恶化，最终于1979年因突发脑溢血去世，紧随其后与潘汉年团聚。二人的爱情与忠诚，最终在八宝山公墓找到了归宿，永远长眠在一起。
潘汉年与董慧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传奇，也是那个时代动荡历史的见证。他们的牺牲与奉献，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淘配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